好父母是祸害

人人都知道,坏父母是祸害,他们的漠视、暴力或者强烈的控制欲会给孩子带来深深伤害,严重影响他们的人生。但最新研究却发现,注重给孩子营造幸福童年的“完美父母”也会使孩子成年后的生活陷入迷茫和阴郁。为什么?一位身为心理治疗师的母亲剖析了个中原因。

如果说我大学里确实学到了什么,那就是诗人菲利普·拉金言之有理:“他们害了你,你爸和你妈。虽然不是故意的,但他们的确害了你。”当时,我生下儿子不久,便重返学校修读临床心理学。脑中想着孩子,手头却还要准备论文,在这种情况下,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论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。当然,每个人都知道,麻辣老妈和慈爱的、家庭教师式的妈妈会培养出完全不同的孩子。但我们多数人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,而在这个区间,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会做错。

作为一名妈妈,我很想做对。但是什么才是“对”呢?带着这个问题,我走进书店,立马眼花缭乱:布雷寿顿、斯波克、希尔斯,幼儿中心派、家长中心派、合作派……我到底该追随哪种理论?

好消息是,至少在英国著名儿科医生、儿童精神学家唐纳德·威尼康特看来,要养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,你不必非得是完美妈咪。用他的话说,只须当一个“过得去的妈妈”就好了。不过,过去所有研究———从约翰·鲍比的依附理论到哈里·哈尔洛的猴子实验———都表明:如果不能正确理解你的孩子,错过了他们的敏感期,或者给予他们的爱太少,几十年后,他们就很可能会走进心理治疗诊所,坐在沙发上,靠着一盒纸巾,声泪俱下地回忆着妈妈对他做了什么,爸爸又没做到什么———每周50分钟,有时长达数年。而作为心理治疗医生,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当一回病人的父母,提供一种“矫正性的情感经验”,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将早期的被伤害感觉转移到我们身上,然后给出不同的回应———与他们童年时相比,更加调和、更具同情心的回应。

至少理论上是这样。然后我开始接待病人。

特殊的病人

我头几个病人几乎是教科书上的范本。当他们诉说不幸童年时,我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们当时的委屈与后来成长的不顺联系起来。但是很快,我遇到了一个例外,这个姑娘20多岁,聪慧美貌,姑且称她为丽齐。丽齐有要好的朋友、亲密的家庭,以及———极度空虚的感觉。她告诉我,之所来咨询,是因为她“总是不高兴”。她说她有一对“棒极了”的父母,出色的兄弟姐妹,爱她的朋友,极佳的教育,很酷的工作,健康的身体,漂亮的房子。她的家族史上没有抑郁病人。但她老是失眠,犹疑不定,怕犯错误,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,老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“惊人”,觉得“心中总有一个空洞”,为什么?

我被难住了。这个案例里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、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、爱贬低人、乱七八糟的照料者,问题出在哪里?

当我试图弄明白时,更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: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。他们都是二三十岁,自述很忧郁、很焦虑,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职业,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———但他们的父母无可指摘。

恰恰相反,这些病人都说到他们是多么“崇拜”父母,说父母是自己在这世上“最好的朋友”,一直支持自己,甚至出钱让他们来接受心理治疗,这让他们既愧疚又困惑。毕竟,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无可抱怨!

起初我很怀疑这些人的陈述。童年一般都不完美,而且,如果他们的童年很完美,为何会如此迷茫?这跟我学过的知识是违背的。

但相处一段时间后,我开始相信他们并无粉饰或曲解。他们真的拥有极棒的父母:给他们“发现自己的自由”,鼓励他们做任何想做的事,接送他们上学放学,陪他们做作业,当他们在学校受欺凌或孤立时出手相助,在他们为数学发愁时及时请家教,看到他们对吉他表现出一丝兴趣就掏钱让他们上音乐课,在他们丧失兴趣时又宽容地允许他们退出,当他们违规时跟他们谈心,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惩罚。一句话,这些父母很“和谐”,尽量引导孩子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。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,我常会坐下来听这些父母讲课,暗自奇怪他们是怎么做到的。

直到有一天,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:他们是否做得太多?

过度保护剥夺幸福感

在美国,育儿一直是个争议话题,种种理论多如繁星,争奇斗艳。不过,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:将孩子培养为有生产能力的、幸福的成年人。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,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。不过,近年来似乎出现了一些变化,人们对幸福的看法和定义不同了。

如今,光是幸福还不够,你得更幸福。对幸福的追求已经从“追求一般意义上的满足”变异为“你必须任何时候、各个方面都幸福”。“我是幸福,”格雷琴·鲁宾在畅销书《幸福工程》中写道:“但我还应该更幸福。”

那她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?鲁宾也不确定。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:有很棒的父母,爱着“高大、黝黑、英俊”(而且富有)的丈夫,生了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,有一大帮朋友,在上东区买了豪宅,拥有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事业……尽管如此,鲁宾仍不满意,“似乎缺了点什么”。为了消解“忧郁、不安、低落和游移不定的内疚”,她开始了一段“幸福旅程”:列行动清单,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,不断收拾衣橱。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后,她写道:“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的幸福反而减少了。”接着她揭示了所谓“成人的奥秘”:“幸福并不总让你感到幸福。”

现代社会学研究支持了她的说法。“幸福如果作为生活的副产品,是很棒的一个东西,”斯沃斯莫尔学院社会学教授巴里·施瓦兹说,“但把幸福作为目标来追求,只会导致灾难。”现代很多父母正是不懈地追求着这个目标,我和同事由此开始怀疑:会不会是父母在孩子小时过于保护他们,避免让他们不幸福,才剥夺了他们成年后的幸福感呢?

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精神病医生保罗·波恩说,答案可能是肯定的。在临床实践中,波恩发现很多父母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孩子体验到哪怕一丁点的不适、焦虑或者失望。当孩子长大,面对正常的挫折,就以为事情严重出错了。他说:当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在公园里被石头绊到,刚刚倒地,一些父母就会飞扑过来,扶起孩子,开始安慰,此时孩子还没来得及哭呢。这事实上剥夺了孩子的安全感。如果你不让孩子体验那刹那间的混乱,给他(她)一点时间,让他(她)明白发生了什么(“噢,我跌倒了”),让他(她)先跟那种挫折感搏斗,他(她)就不知道受挫是什么感觉,以后在生活中遇到麻烦时心中也没有底。这些孩子上大学时,会因为最小的麻烦发短信给父母求救。波恩说,多数情况下,孩子会自己应付得很好,但很多父母永远不知道这一点,因为他们在孩子不需要保护时过早伸出了援手。

这让我想到了自己。儿子四岁时,我一个朋友死于癌症,我当时第一想法是:不能告诉他。毕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(有次他注意到她总戴着顶头巾,问我她是不是犹太教徒,我胆怯地说“不是,她就是喜欢头巾”。)我知道他可能会注意到我们不再去探望她了,但我读过的所有育儿书都说,得知亲友的死讯对于孩子来说太可怕了,所以,在不能撒谎的情况下,我只好给这个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层保护衣,同时知道这层保护衣挡不住儿子那折磨人的“为什么”。

最终,我把真相告诉了儿子。他问了很多问题,但并未因为震惊而昏倒。总之,用波恩的话说,我对儿子的信任会让他更加信任我,并最终更有安全感。通过告知他这件事,我传达了一个信息: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伤和焦虑,而我会站在一旁帮助他。如果不告诉他,则传达了另外一种信息:我不认为他可以处理这种不适感。而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各种方式向孩子传达的信息。

哈佛大学讲师、儿童心理学家丹·肯德隆表示,如果孩子不曾体验痛苦的感觉,就无法发展“心理上的免疫力”。“这就像身体免疫系统发育的过程,”他解释说,“你得让孩子接触病原体,不然身体不知如何对攻击作出反应。孩子也需要接触挫折、失败和斗争。所谓成长,就是学会适应不那么完美的情况,但父母常常代劳,剥夺了孩子对挫折作出即时反应的权利。”

洛杉矶临床心理师温迪·莫吉尔是美国多所大学的顾问。她告诉我,现在“茶杯”式新生越来越多———他们是如此脆弱,稍稍碰壁,就有可能碎掉。“父母出于好意,在其童年时替他们消化掉了很多忧虑,”莫吉尔评论说,“结果他们长大后不知如何面对挫折。”

无私与自私

这也许就是丽齐那样的病人最终会出现在心理医生面前的原因。“你可以拥有世界上最棒的父母,但人生中总要面对一些不如意,”洛杉矶家庭心理师杰夫·布卢姆说,“一个孩子应该体验正常的焦虑,才会有适应性。如果我们希望孩子长大后更加独立,就应该每天为他们将来的离开做好准备。”

但这个“如果”本身就是问题。布卢姆相信,我们中很多人并不真的希望孩子离开,因为我们依赖他们来填补自己生活的空洞。不错,我们在孩子身上付出了无数时间、精力和财富,但那是为了谁?“我们把自己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,并认为这是最佳育儿之道,”布卢姆说。

去年十月,在为《纽约时报杂志》撰写的一篇文章中,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妈妈若内·巴彻描述了女儿上大学后她的空虚感。她不时去女儿宿舍,以帮忙搬东西为理由待得很久,开始她老说是怕女儿不适应,但最终承认:“人家所说的‘直升机父母’就是我这种人。”

巴彻这样的妈妈并不罕见。莫吉尔说,每年开学时,大学都用各种招数“驱赶”新生父母。芝加哥大学在开学典礼后加了一场风笛游行,以便把家长从孩子身边赶开;佛蒙特大学请了“家长驱赶者”,专门负责把家长挡在某个界限之外。很多学校还指定了非正式的“家长接待院长”,负责跟那些父母解释、吵嘴。近几年有很多文章探讨为什么孩子拒绝长大,但问题往往不在于孩子,而在于父母。

“爱和持续监控之间是有区别的,”丹·肯德隆说。他注意到,由于我们比祖辈生的孩子更少,每个孩子都变得更加珍贵。与此同时,我们从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———更多陪伴,更多成就,更多幸福,在此过程中,无私(让孩子幸福)与自私(让我们自己高兴)界限越来越模糊。

“我们希望孩子过着我们心目中的幸福生活———做一个快乐的银行家,快乐的外科医生,”巴里·施瓦兹说。至少对于一部分父母来说,如果孩子在沃尔玛当收银员,他们不会那么高兴,“哪怕孩子脸上每天都挂着笑容”。“他们高兴,但我们不高兴。”施瓦兹说,“尽管我们常说我们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们幸福,我们会竭尽所能帮他们获得幸福,但父母的幸福该终于何处,孩子的幸福该始于何处,我们并不清楚。”

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美国人对于蔡美儿的《虎妈战歌》有那么激烈的反应。蔡的育儿方法在博客和妈妈论坛上广受攻击,被认为是虐待,但这并不能阻止该书连续几个月高踞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榜首。有些父母可能纯粹出于好奇而读完了它,但蔡的书引起那么大反应,更可能是因为批评者在本质上与她无大区别。她可能过于执着于孩子的成功———以她们的幸福为代价,但很多执着于孩子幸福的父母与蔡有着同样的动力,只是外包装更加漂亮而已。我们希望孩子成功,同时不要付出成功常常需要的牺牲和挣扎。温迪·莫吉尔说,蔡“以极其坦白的方式,承认了很多人想过但不肯承认的事情。”

培养自信导致不自信

几个月前,我打电话给圣迭戈州立大学心理学教授、《自恋流行病》作者之一琼·图文齐。她告诉我,对于很多病人声称自己有过非常幸福的童年,但成年后对生活不满,她一点都不奇怪。当父母总说孩子“很棒”———不管孩子是第一次自己学会穿鞋,还是每天早上这样做时———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很特别。同样,如果孩子参加活动,仅因“努力尝试”就得到奖励的贴纸,那他(她)永远都不会收到关于自己的负面评价(所有失败都可以说成“努力尝试”)。图文齐说,自1980年代以来,在中学和大学里,孩子的自信指数日益上升。但健康的自信很快就会变成有害的自我膨胀。事实上,大学生的自恋指数上升速度跟自信保持一致。

与此同时,焦虑和沮丧人群比例也在上升。为什么会这样?“自恋者年轻时会很快乐,因为他们是宇宙的中心,”图文齐说,“父母就像仆人,载他们参加各种活动,满足他们每一个愿望。父母不断地告诉孩子,他们是多么特别,多么有才华。这给他们一种错觉,仿佛与其他人类相比,他们极其不同。他们不是自我感觉良好,而是比所有人感觉都好。”

步入成年后,这成为一个大问题。“那些自觉不凡的人会与周围的人疏远,”图文齐说,“他们不知如何与团队合作,不知如何面对自身局限性。在办公室里,他们希望永远能得到鼓励和奖赏,不喜欢老板说他们的工作尚需改进。如果没有一直得到鼓励,他们会丧失安全感。他们成长于这样一种文化中:只要参加就有奖品,当你参加真正的比赛或工作,会发现这很可笑,没有意义。谁会看一场没有赢家和输家的N BA比赛?”

荒谬的是,父母刻意培养孩子自信的行为有时反而让孩子不自信。当丽齐说她觉得自己不像父母称赞的那样“杰出”时,我一点都不惊奇。鉴于父母把她说得那么“出色”,她怎么真的可能在现实中做到?为了让她有安全感,父母不愿承认女儿的缺陷。“我数学很差,”当丽齐注意到自己比同学更难完成数学作业,曾这样对父母说。“你数学不差,”父母回答说,“你只是学习方式与别人不同。我们会请个家教,把信息‘翻译’成你能理解的模式。”

家教费尽心机,帮助丽齐把数学成绩提高了一点,但她心里清楚自己数学没有同学好。“我不是学习方式不同,”她对我说,“我就是数学很糟!但在我家里,你永远不会把一件事做糟,你只会在某些事情上比别人更擅长。如果我说我不擅长干某些事,我父母会说,‘噢,宝贝,不,你不是那样的!’”

温迪·莫吉尔说,现在,“孩子要么有学习障碍,要么是天才,要么两者兼具,没有平庸之辈。”她1980年代刚开始做心理测试时,如果必须告诉家长他们的孩子有学习障碍,会很担心。但现在,父母们宁可相信他们的孩子有学习障碍,以便解释孩子的一般表现,也不愿意相信孩子本身资质普通。“他们认为,‘普通’不利于保护孩子的自信。”

选择与安全感

讽刺的是,在很大程度上,自信与一个人将来会否开心关系不大,特别是当自信心来自不停的宽容和表扬,而不是来自真正的成就时。琼·图文齐说,研究表明,能预示一个人将来是否充实和成功的是坚定性、适应性和接受现实检验的能力,具备了这些品性,人们才能顺利过日子。

但是现在,很多孩子没有机会学习这些品性。幼儿园老师简对此深有感受,她举例说,一位母亲送孩子来上学,她忙着签到时,孩子跑到一边玩,跟另一个孩子发生了冲突。她的孩子先拿到了卡车,但另一个孩子把它抢走了。两人争吵了一会儿,那个孩子拿了一辆旧卡车扔给她的孩子。她的孩子看到取胜无望,也就接受了这种安排。但妈妈不干了,跑过去讲道理,说“这不公平”,要求那个孩子把卡车还回来。“你看,孩子本来没事了,她的孩子很有适应性,但她破坏了这一切。我们的确教孩子不要抢玩具,但这种事时有发生,孩子需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。”另外一位从教17年的幼儿园老师则说,这些年来,父母越来越多地干涉到孩子的成长之路。“入学之后,孩子会意识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,这对他们来说是有好处的,因为在某些时候,别人的感受的确比他们的更重要。”这位老师还说,还有很多父母,自以为设定了限制,事实上却没有。当孩子缠着要买冰淇淋,家长先是拒绝,几经谈判后却让了步。“每年都有家长找到我,问‘为什么孩子不听我的话?为什么她不能接受拒绝?’我会说,‘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绝,是因为你们从来不拒绝。’”

巴里·施瓦兹认为,那些充满爱意的父母每天给孩子很多选择,结果却出乎意料。“我们这个时代的理念是:有选择是好的,选择越多越好,”他说,“但这不是事实。”

在一项研究中,施瓦兹将孩子随机分成两组画画。第一组孩子可以从3支油性笔中选1支,第二组则可以从24支中选1支。当一名不知情的幼儿园绘画老师对作品进行评价时,被列为“最糟”的多是第二组孩子的作品。然后,研究者让孩子选择一支笔作为礼物,孩子选完后,再试着说服他们归还这支笔,换取另外一个礼物,结果第二组孩子放弃起来容易得多。施瓦兹认为,这表明选择更少的孩子不仅更专注于绘画,而且更加容易坚持他们最初得到的东西。

那么,这跟育儿有什么关系?施瓦兹说,它意味着,当选择更少时,孩子更有安全感,更不焦虑。较少的选择帮助他们专注于某事,这正是日后生活所需要的。“研究显示,专注于某项工作给人更大满足感,那些总是面对很多选择的人常常落在后面,”施瓦兹告诉我,“我的意思不是说别让孩子尝试各种兴趣或者活动,而是应该理性地给予他们选择。很多父母告诉孩子,‘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,可以随时退出,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感兴趣,可以去尝试其他。’那么,当他们长大后以同样的方式生活,有什么好奇怪的呢?”他在斯莫沃斯大学毕业班的学生身上看到了同样的现象。“他们不能忍受这样的想法:选择一种兴趣或者机会就要放弃其他,所以他们花费多年,希望能找到完美答案。他们没弄明白,他们应该寻找‘过得去’的答案,而不是完美答案。”而当我们给孩子提供无数选择的同时,就向他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:他们有资格过完美生活。恰如哈佛心理学家丹·肯德隆所言:“当他们感觉不爽,就会有另外一种选择摆在面前。”莫吉尔说得更坦率:父母用丰富的选择造就了焦虑而又有优越感的孩子,她称之为“残废的皇族”。

作为一名母亲,我对此再熟悉不过。我从来不对儿子说:“这是你的烤奶酪三明治,”而是说:“你想吃烤奶酪还是鱼条?”周六我会说,“你想去公园还是去沙滩?”和许多父母一样,我一直以为给孩子多种选择可以培养他们的力量感,让他们觉得自己更有控制力。但施瓦兹的研究表明,太多选择可能会使人更加沮丧,更加失去控制。

这是可以理解的。我还记得自己那天走进书店,看见那么多育儿书籍时,所感受到的压迫感和焦虑感。如果选择不是那么多,事情将变得更加简单———特别是在根本没有完美育儿法的情况下。

父母的焦虑之下潜藏着一种信仰,那就是:如果我们做对了,孩子不仅会成长为快乐的大人,而且会成为让我们快乐的成年人。这是一种误会,养育虽然重要,却不能胜过天性,而且不同的养育方式适用于不同的孩子。我们可以让孩子接触艺术,但不能教给他们创意;我们可以保护他们免受下流同窗、糟糕成绩等各种因素的伤害,但在人生中他们总会遇到不快。事实上,在不遗余力为他们提供完美童年的时候,我们让孩子的成长变得更加艰难。

就像温迪·莫吉尔说的:“孩子不是我们的作品。”(撰文:LoriG ottlieb;编译:Dawn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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